何镜堂，1938年4月出生于东莞，广东省人。
1965年8月于华南工学院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，1967年调湖北省建筑设计院，1973年调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，1983年回到华南工学院。
1992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，1997年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。
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，兼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、总建筑师，科技部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，上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筑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。
主要代表作有：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、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、深圳科学馆、天津博物馆、长春烈士陵园、广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、北京奥运会羽毛球馆及摔跤馆、华南理工大学逸夫人文馆、浙江大学新校区、重庆大学新校区、江南大学蠡湖校区、广东药学院新校区、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等。
出版《中国当代建筑师——何镜堂》、《当代大学校园规划理论与设计实践》等专著六部。
个人荣誉
曾获全国优秀设计金奖2次，银奖3次，多项获省部级特、一等奖。当选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国庆60周年“十佳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”、在建筑学会评选的建国六十年300个建筑设计大奖中，主持了13项建筑设计。
1994年被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，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2001年获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。
“建筑师是个晚熟的职业。”就像美国建筑大师弗兰克·盖里、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那样，何镜堂的建筑人生，大器晚成、厚积薄发……他在45岁以前居然没有机会设计过一栋像样的建筑，而年过七旬，在绝大多数建筑师都早已退隐江湖，安享天伦之乐时，他却昂首步入自己创作的“黄金时代”。10月底，在北京远望楼宾馆的采访中，我被这位鹤发童颜、热情开朗的建筑师深深地感动，他刚刚领完全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国庆60周年“十佳具有行业影响力人物”的大奖，在中国建筑设计业，无论管理模式、还是设计创新，我们需要何镜堂式的人物。
敢于选择自己的人生
1965年，何镜堂硕士毕业即赶上了文化大革命，近十年的大好青春荒废了。但他却感到庆幸，这十年令他有机会深入学习了“矛盾论”和“实践论”，而这些辩证的思维方法恰恰是建筑师最需要的。1973年，何镜堂被调到北京轻工部设计院从事工业建筑设计，那时夫人李绮霞早已在北京市设计院小有名气。和夫人相比，一心想从事民用建筑设计的他，事业上还是一片空白。他说：“我40多岁以后，和夫人共同参加了几次设计竞赛，如‘北京农村住宅竞赛’、‘400人次车站竞赛’‘全国农村住宅设计竞赛’……我们获得了好几个二、三等奖，我对建筑设计的信心增大了。我提出了‘归队’（回华南理工大学工作）的人生设想。”
何镜堂分析过许多成功建筑师的人生：他敬佩张镈、张开济等老一辈建筑大师在建筑设计实践中的精彩人生，他也十分憧憬梁思成、吴良镛等建筑教育前辈在建筑理论研究中作出的卓越贡献。1983年，他决定选择自己的人生。他对夫人说：“如果一味地写文章，写不出一个好作品；如果只埋头画图，不能提高水平。广东刚刚改革开放，我想把设计与研究结合起来，走自己的路。”夫人李绮霞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在北京的前途，跟随丈夫回华南理工大学（以下简称华工）重新创业。
这是一条艰辛的人生道路。何镜堂在踏上这条道路之初就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要求：第一，每个重要设计要力争“精品”；第二，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写论文总结，给全国重要的学术期刊《建筑学报》投稿；第三，每个重要设计完成后要参加优秀设计评奖。
在回到华工的第三天，托运的行李还未到，何镜堂就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任务：参加深圳科学馆的投标，要求20天就赶出设计方案。他说：“我和太太全力以赴，把十几年来的热情，还有当时学习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上了。方案送到深圳，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。那是对我的极大鼓舞！”后来该项目1989年被评为建设部和广东省优秀设计二等奖，其论文《造型、功能、空间与格调》在《建筑学报》1988年第7期发表。这个项目的成功让许多人看到了何镜堂的设计实力，也标志着他在建筑创作事业上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春天！
后来的十多年对何镜堂来说是艰辛的也是一帆风顺的，1994年他被授予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，199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，获得全国优秀设计金奖2次，银奖3次，省、部级优秀设计一等奖更是不计其数……。90年代末，建筑设计开始招投标了。人们都羡慕地对他说：“你60多岁就获得这么多荣誉，功成名就了，不用再辛苦地靠招投标承接设计任务了。”何镜堂那时身兼华工建筑设计院院长和建筑学院院长两职，他坚持号召大家走“自主创新”和“敢于竞争”的道路，并率先和年轻人一起参与设计竞赛，不怕在竞赛中落榜。他总是微笑着谈论人生的成败：“对于投标竞赛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和，建筑设计没有100分，谁也不是设计竞赛中的常胜将军；对于华工这支年轻的团队，只有通过招投标，才能拿到好工程，同时也能让我的研究生们在大工程中得到历练，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地参与设计竞争！”
后来，大家尊敬地把何镜堂叫做“三员”——他是教练员（导师），又是裁判员（评审专家），还是运动员（投标设计人）。何镜堂说：“我们的团队投标是为了锻炼自己的队伍，从不找关系、走后门，而且愿意与外国设计师竞争，立足于把设计从方案到施工配合全部做完。除了世博会中国馆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，最近的两项工程：广州最高的西塔（432米高），方案是英国欧亚纳设计的，施工图全部由我们设计院完成；广州国际会展中心，一期工程是日本建筑师设计，我们院施工图配合，二期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图就全部由我们自己完成了。看到团队的成长，我十分欣慰。”
坚持培养和发展自己的“设计团队”
众所周知，在国内大型国有设计院中，华工设计院是一支新世纪后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。做为这支团队的核心人物（院长和总建筑师），何镜堂介绍说：“最初我带着学生们搞大学校园规划设计的实践教学，90年代末赶上了全国大学校园建设的高潮，我们的‘团队’可以说是在规划设计大学校园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。‘团队’投标的起点工程是1999年浙江大学校园规划。我们首先从‘人才’这个角度分析研究新型大学：20世纪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是‘听话型’，在‘适应性’与‘创新性’上显得不足；进入21世纪社会需要‘开拓’和‘创新’的人才，要求培养灵活思维和复合型的学生。那么，大学建筑的群体怎样布置、公共空间怎样联通、怎样用大学的环境育人、怎样设计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交往空间、怎样让不同学科之间产生联系与互动？我带着学生们以此为题来组织建筑单体与交通、环境的关系，并一举在国际竞赛中夺冠。后来，我成了大学校园规划方面的专家，做的校园规划设计越来越多，不少业主单位慕名而来，现在全国有200多所新建成的校园都有华工设计的足迹。”
通过搞大学校园规划，把华工设计院推向了全国，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浙江大学、江南大学、广东药学院大学新校区、华南理工大学新校区、重庆大学等等。后来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带来了各地文化建筑建设的高潮，何镜堂认为建筑设计是一通百通的，在文化建筑中，他又带领学生们深入研究建筑的精神功能，取得了多个投标的胜利，让“华工”的名字成为全国设计的名牌。随后，他们在体育建筑、博览建筑、高层建筑等多个领域为国家设计了大批重要的工程，最近又赢得了大型火车站成都火车北站的设计中标不但丰富了经验、锻炼了队伍，更让华工成为吸引人才、培养人才的摇篮。
“输了不怕！建筑设计没有常胜将军，只要往前看，提高自己的水平就会最终取得胜利。”在各种大型投标中何镜堂常常这样鼓励他的学生。他强调做建筑设计首先要“做人”、必须形成团队才能搞好设计、建筑师养成合作共事的习惯是事业有成的基础，并鼓励培养学生较好的创作思维方法。在我问及怎样提高中标率的“秘诀”时，他坦诚地说：“我们搞工程设计十分认真，每一个工程都有一个明确的创新定位，所有的项目力争从头至尾、各个专业全面承担，目的是锻炼队伍。我十分乐意参与竞标，尤其是大型国际竞赛，在严酷的竞赛中更能培养团队观念。我们尽力去做设计，并不十分在意最后是否中标。华工投标团队主力由两部分人员组成：有创作激情的研究生加上有创意和组织能力的博士。华工设计院有能力在设计实践中培养研究生，我们院有300多人的编制，其中在读研究生216人，21个导师，3个是博导。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后，他们都乐意留在院里；不少外地报考华工的学生，他们到我这里求学并不是为经济的原因，而是为了一展报国志。我十分欣赏我的这些勤奋的学生们。”
何镜堂教学方法灵活而新颖，善于培养学生的设计“实战性”，强调“收放结合”。他说“第一阶段方案要‘放’。拿到一个项目，我总是先引导大家讨论建筑的‘定位’，围绕‘定位’收集有关建筑特色的资料，让学生天马行空地畅想，拿出有特色的方案，然后在此基础上，为每个学生指出他们方案的优缺点，并将方案归类。第二阶段方案要慢慢地‘收’了，我将每类方案统一归类，这样方案类型相同的学生就编成了一组，他们也十分愿意为了最后拿出好作品通宵达旦地加班合作。最后，我定下最好的方案交给业主，后面怎样深化方案、怎样图面表达、怎样展示成果学生都能很好地完成，而我也一直主持涉及到始终。”
学生们很敬佩何镜堂的创新思维和方案综合能力，愿意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设计交给导师品评。有人说，何镜堂的教学办公室就像医院里的“专家门诊”，常常看到很多学生排队等候何老师给自己的设计“看病”。好几次，何镜堂出差在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，学生们专程坐飞机找他研究方案呢！
2010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产生
2007年4月25日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，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对全球华人招标建筑设计。那天的会议何镜堂参加了，他想，面对时下外国设计师在大型工程建筑设计上的极大优势，中国馆如果设计不好，会让更多国内建筑师失去人民的信任。他感到了沉重的历史责任感！当晚他回到华工就组建了自己的投标团队。
何镜堂仔细分析了这个建筑的“定位”：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”加上中国馆的主题是“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”，那么中国馆就必须有中国因素，此外还要表现上海世博会使城市面向世界的精神。接着，何镜堂给中国馆精确地作出了八个字的定位：“中国特色，时代精神”。他说：“我们从思想领域里研究，中国古代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如‘天人合一’、‘和谐共生’‘厚德载物’、‘师法自然’都是‘和谐观’，它们是五千年文化的精髓，很难用具像的建筑形式体现。我们把可以让人联想起‘中国’的具像事物归纳为三类：第一，古老的中国文化符号，如汉字、红色、京剧、剪纸、山水画等等；第二，中国历史文物，如青铜器、斗冠、鼎器、酒器的造型；第三，中国城市、建筑、园林的形式布局，如棋盘式布局、方城、围城、座北朝南的结构、木构架体系、斗拱的特色、园林的意境等等。后来第一轮方案我们就拿出了现在中国馆的雏形方案——那时我们叫它‘中国器’。它在形式上呼应‘天人合一’的价值观，又由现代材料、技术、以立体构成方式整合而成，现在人们称它‘东方之冠’。有人说它像‘斗拱’、 有人说它像‘粮仓’、 有人说它像‘官帽’，但所有人都认为它就是中国的。”
中国馆的大红色也是最初定下来的。何镜堂介绍说：“红色我们做设计时一般不敢用。但这个建筑有特别的意义，它外表的中国红是华人社会共同的认可。我当时压力很大，第一轮投标从344个方案中评选出8个方案，华工当时投了3个方案：一个是以‘中国器’为立意，一个是以‘园林’为立意，最后一个是以‘如意符号’为立意。而这一轮投标‘中国器’获得了第一名，同济大学的‘园林’方案获得第二名，清华大学的‘如意’方案获得第三名，与我们的立意不谋而合。接着，在第二轮方案竞赛中，我们的方案与清华大学的方案并列最高分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方案其次。”
最终的方案由哪个设计团队来做？清华大学的方案在地方馆立面上用篆字表达的立意很好，但国家馆的设计显得平淡；华工的国家馆设计特色鲜明、在环境中十分耀眼，主管领导建议两家联合设计，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亲自给何镜堂打电话希望合作，这个建筑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，希望联合团队请何镜堂来领队。就这样，何镜堂勇敢地挑起了这份沉甸甸的担子，他带领联合团队的设计师在上海展开了现场设计，并承担了大量艰苦的工作：华工设计院承担了国家馆的设计，在地方馆的设计中，建筑由清华大学和上海院合作，结构由华工设计院负责，全馆的设备电气专业方案共同确定后，设备施工图由上海院负责。实践证明联合设计团队很出色，取得了完满的成功。
2007年底，伴随着设计方案的征集、选拔优化、和来自各界不曾间断的各种评议声，备受瞩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终于开工建设。现在随着世博会的临近，中国馆神秘的面纱一层层地揭开了。大家热议和憧憬着它的样子，许多热爱中国馆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对它捐资共建（香港李嘉诚先生为它捐款1亿元）；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讲：“我到上海之后呢，就看到了中国馆，在网站上看到了中国馆的设计照片，我第一印象很难看嘛，第一印象。我后来见到宋春华（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）同志，他说老俞啊，他说当时国家大剧院出来的时候，你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，现在我也赞成了，越看越爱看，他说你呢，也会越看越爱看，我确实现在也是越看越爱看，越看越觉得好看。”
我想，100多年前当巴黎艾菲尔铁塔在世博会上首次亮相时曾经饱受非议，但后来人们把这座建筑视为巴黎城市的骄傲；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，这个未来上海浦江沿岸的标志性建筑，一定会大放异彩，让中国设计名扬世界！（来源：中国建筑学会）
